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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特别想给亚男同学做个征婚广告。喏，就是照片上这位。她的故事都写在下面了。约吗？直接找她。文章里有一切关于她的信息，包括在哪里可以找到她。
情人节快乐！
就这么任性 高兴你也来！
房间里洋溢着热情、奔放的音乐。身材一级棒的古巴小伙子Santos在镶满整面墙壁的大镜子前忘我舞蹈。可能，会有一对璧人，跟随Santos的舞步；也可能，会有一对男童和女童，在Santos身前身后有样学样；更有可能，会有一位美丽妖娆的中国姑娘，成为Santos的舞伴……
许亚男靠窗坐着，这是她的想象，是她新的梦想。音乐停止，房间里安静下来，穿白色短袖T恤、牛仔裤的Santos爬上梯子安装一只灯泡。
这里，曾经是许亚男经营“分子料理”的小公司，曾经是她系上围裙炮制一顿正宗西班牙美食的EchoBookCafe也就是朋友们熟悉的“小书房”，现在，这里是她和来自哈瓦那的舞蹈教练Santos将要用来推广正风靡世界的舞蹈Salsa的工作室。分子料理的厨具还在，小书房的冰箱、咖啡机和灶台还在，新挂上的是古巴国旗，新“添置”的除了舞蹈工作室必须的“装备”，最重要的是Santos这个人——他号称是哈瓦那最好的Salsa教练。
从哈瓦那唯一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Salsa舞蹈的推广人，许亚男这条看起来颇为任性的成长之路，走了14年。
2001年，许亚男21岁，是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她是一枚胖乎乎的东北女孩：“每天都有很多关于未来的设计，每天的设计都会取代前一天的设想，那时候生活是平的，世界也是平的，只要迈开腿，似乎可以走到任何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
2001年的中国人已经拥有了物质丰富的日常生活，普通的中国家庭也完成或者正在努力完成着家庭财富的原始积累。“行走”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出现在各式各样可以打动年轻人的出版物中。一袭麻衣、一双波鞋、一台相机和随身的笔记本电脑，在那时是文艺青年的标配。“带着优越感，走在比中国贫穷也因此更具有原始浪漫色彩的异国土地上，以俯视的心态和目光留下一个人的风光……学中文的人，爱看《带一本书去巴黎》和三毛的旅行记的人，更容易这样吧？”许亚男也一样，她想出国，去一个别人还不曾看到、她带够了钱就能到达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古巴。
“其实是真的没想到，最终接纳我留学的那个异乡是古巴。”为许亚男落实留学事项的阿姨在加拿大，阴差阳错之间，她却没能踏上加拿大的土地，而是经过24小时飞行到达了哈瓦那。彼时她了解的哈瓦那来自维姆文德斯的纪录片《乐土浮生录》，哈瓦那便是荡漾着柑橘、柠檬和烟草味音乐的一片处处灿烂阳光下弥漫着懒散气息的所在。
与《乐土浮生录》展示的不同，临行前，她知道那里还有一样她在21年生命中不曾体会的东西——穷。对于21岁、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浪漫女生而言，和“穷”联系的一切对日后生活的估计都等同于另一个词——不方便。“所有的信息都告诉我，那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落后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生活用品的匮乏。”因此，许亚男有了在14年“漂泊”中唯一携带过一次的一只巨大行李箱。“箱子里有足够多的卫生巾、洗发水、护肤品、电池……”，当然，她还有傍身的6000美元。彼时，古巴的一名高级“白领”，月收入仅为20美元。
对于21岁、初出国门、满怀幻想的女生来说，第一次出行中比较刺激的是在巴黎转机。巴黎，是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是一切时尚的发源地，是诞生爱情故事的沃土。途径巴黎而后落地在屋顶漏水、昏灯闪烁的哈瓦那机场，“梦想折了一个跟头”。
许亚男入住在一对老夫妻的家里，那是她此后在哈瓦那生活了18个月的“家”。一个“穷家”。每天早晚习惯要洗澡、吹头发的许亚男必须适应热水短缺：“每天晚上9点以后或者干脆是深夜才有可能有洗澡水，也可能一天或者几天都没有，那时我才知道每天洗澡两次是多奢侈的事情。”人的适应能力最强，满心都是不乐意之后渐渐地，她也习惯了，“有时能天天洗澡，有时几天洗不上澡”，其实也不是什么痛苦。整个哈瓦那的人都是这样的，“大家谁也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艰苦”。
满街的各种老爷车，不分年龄的行乞者，想吃、想买、想要，这些在以往的生活经验中都是接近于“本能”的欲望，在这里，都是奢想。“拿着钱，买不到东西”，对于来自2001年的中国的许亚男来说，先是“震撼”，而后是“怨恨”。在古巴18个月，她的唯一念头是“逃离”。
“我是逃走的。箱子里的东西都没用完，我已经离开了古巴，那时候我想，这辈子，我不会再来了。生活的窘迫会让人对每一个太阳升起的日子都感到绝望，我不要这种感觉。”除了这种感觉之外，许亚男还体会了“尊严”和“优越”。
跪这个动作在中国文化中与“尊严”紧密相连，但在哈瓦那，行乞者会跪下，求一点钱或者一样“来自发达的中国”的日用品，钱能够买一只披萨就好，日用品最好是一小盒清凉油。21岁的她在异国的土地上盘算着如何逃跑，连施舍也是匆匆忙忙，仿佛跪下的是自己，屈辱和尴尬让她无法体会对于一位贫穷的老妇人来说这一跪的必要和无可奈何。
当然，伴随着对贫穷的目睹和亲历，优越感汹涌而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和我们在一起，永远在告诉我们，你的相机是索尼的，你的电脑是三星的，你的鞋子、你的衣服、你的洗发水、你的一切，都是最好的！”14年后，35岁的许亚男重返哈瓦那，当年交下的朋友们这样“提醒”她。“我觉得羞愧。”许亚男说，“我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刷我的存在感？怎么会这样去笑话别人的生活？”
2014年8月，许亚男在哈瓦那选了一间小小的家庭旅社住下来。这一次她的行李很简单，“最好的”相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生活用品极简单，她想“一切在哈瓦那解决”，“要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哈瓦那没什么变化，人们还是挣那么多钱，街上的老爷车还在，古巴人照样晒太阳、抽雪茄、跳舞、喝酒、唱歌，照样过着和14年前一样的穷日子。不同的是，街上的外国人多了，来寻找异乡感、寻找浪漫故事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多了。”在哈瓦那，许亚男感到了“融合”。没有网络，必须要到在当地人看来昂贵的、供外国人住的酒店才能“蹭网”；街头的行乞者还是会为了几个小钱追随很远，得到一样来自发达的中国的小物件仍会千恩万谢、如获至宝；类似Mango、Zara、阿迪达斯、耐克这样年轻人喜欢的品牌有自己的专卖店，但买得起的人大多还是外来者，本地人望向橱窗的目光里多有艳羡……
和当年的“逃离”不同，14年后，许亚男最思念的地方就是古巴，就是哈瓦那。她说：“改变的不是古巴，是我。”
2003年离开古巴，许亚男到了西班牙，修完了国际传媒的学位，踏遍了西班牙一个个最美的角落，把西班牙语讲得就像自己的母语一样自然、流畅。三年后，她安家落户在北京，将欧洲盛行的“分子料理”带到北京，她成了一名生活方式推广者。
“事实上我更像是推销员和搬运工。”许亚男有一辆小车，上下班是代步工具，其它时间用来“运货”。“分子料理”是一种崇尚科学的烹饪方式，在欧洲特别是西班牙的米其林大厨中被格外推崇，其器具和使用方式也与众不同。为了推广分子料理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将隐藏在这种铺排而讲究的烹饪方式之下那些昂贵的厨具卖出去，许亚男拥有了自己的小公司，第一次开始不用父母的钱独立谋生。
“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次做生意，当一次小业主，不然就无法体会钱的意义。”在许亚男，“被钱教育”是一种真正接地气的教育，她在其中重新认识穷、尊严、优越和劳动带来的光荣感与平和心态。她的“货”全部进口，她的客户分散在各地，她的公司只有一名老板和一名员工，这两个人都叫许亚男。她要完成订购、进口、报关、收货、销售和运输，之后是漫长的售后服务过程，她是代理商、推销员、报关员、检验师、业务代表、客户经理、收款员和培训师，这样“拼命”做，她能挣出房贷，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继续“小资”。
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呢？当谋生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件隆重事业时，能区别是不是咸鱼的指标就是能不能在劳动中继续滋养或者滋生出梦想。2012年，许亚男把自己从咸鱼生涯中“解放”出来，因为她的好友朱丹娜迷上了做饭。
朱丹娜供职于一家猎头公司，常驻上海。无论每天下班多晚，她必定要到菜市场买几样小菜，回来给自己做出一顿“像样”的晚餐，这些“一个人的晚餐”每天出现在微信朋友圈中，每天让“推销员许亚男”看到垂涎。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朱丹娜回北京休假，在许亚男的小公司，朱丹娜说：“我再也不想回上海一个人吃晚饭。”许亚男说：“我再也不想这样又当老板又做业务员。”
2013年夏季的一天，许亚男的妈妈坐在名叫EchoBookCafe的小书房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女儿把一勺汤舀起来“闻咸淡”，看着看着就伤感起来：“她大学是学中文的，留学拿的传媒学位，现在，她就想做饭。”此时，开业不足一年的小书房生意兴隆，每天中午、晚上都有人预定西班牙海鲜饭、古巴黑豆饭、盐焗大虾、爆浆蛋糕……每天总有人来喝一杯“老板娘”手做的花式咖啡、水果奶昔、热带花草茶……每天子夜之前，小书房打烊，许亚男把“合伙人”朱丹娜送回家，自己到家的时候经常已经“累得没力气洗澡”。
EchoBookCafe是一个新起点，不想当大厨的传媒学硕士不是好单身狗，许亚男乐之不疲，她甚至专门去学做西餐、做花式咖啡、调鸡尾酒。EchoBookCafe是一个新的餐饮样式，这里不像餐厅、咖啡馆，而更像一个具备了完美办公条件的小家和约会场所。老板娘的书、影碟以及旅行中的收藏都在这里，老板娘的小狗“嘟噜”就盘桓在脚下，客人打电话、看书、轻轻谈话的时候，老板娘在灶台边忙碌着，你无法想象她在做什么，但做出来那些域外风情的美食一定值得品尝且价格公道。有时候，老板娘的美食“研发”失败了，客人唏嘘之余，也有义务帮助老板娘把“残次品”“打扫”干净，为了表示感谢，还能得到老板娘免费送的咖啡……不足一年，EchoBookCafe在北京的文艺青年中有了极好的口碑，老板娘许亚男被亲切地称为Echo。这是她的偶像三毛的西班牙名字，她照单笑纳。
饭，越做越好吃；钱，越挣越容易；朋友，越聚越多……很多个下午忙完了一餐中饭或者晚上收工之前，许亚男给自己倒一杯酒，像古巴哈瓦那的那些经营小酒馆的美厨娘一样，把收到的钱摊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数一遍。“这时候我有点儿晕，想着自己是早晨五点起来去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鱼肉蛋菜，想着自己是摘了漂亮的大镯子自己把鱼收拾干净，把鸡肚子掏干净塞进去各种香料，想着自己琢磨了多少个方子才烤成一个漂亮蛋糕……我可真棒，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挣来的。”劳动挣钱之余，许亚男发现，伴随着EchoBookCafe带来的快乐成就感与日俱增，自己的物质欲望越来越低，“穿最简单的衣服，不再热衷于花钱刷幸福感，更喜欢宅，更喜欢和人分享属于心念的东西而不是物质……”就这样想起古巴，想起14年前认为是五雷轰顶一般的诸多“不方便”，原来站在14年后的今天看，那并不是不开心的源泉。从“拿着钱买不到想要的一切”，到“拿着钱面对可以买到的一切却什么也不想要”，许亚男认为自己完成了蜕变。
“也许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才能重回古巴。”2014年7月，许亚男在微信里拍卖小书房的家具和全部厨具，“老板娘的日子结束了，我要去找14年前丢在古巴的那个我。”
5个月后，也就是两个星期之前，许亚男带着几千张照片和满腹故事回到北京，她“找到”的是一个14年前身在其中却不曾看到的古巴和彼时不可能存在的那个必须经过岁月的自己。
这5个月中，每隔几天，就能在微信中看到许亚男分享的古巴故事和照片，颜色丰富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街景，满面笑容却未必不旧衣烂衫的古巴本地人，让人怀疑是否真的还能开动的老破车，鞋子脏兮兮却有着清澈目光一直可以看到灵魂深处的纯真儿童……在哈瓦那最贵的冰品店里，一位年轻母亲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一杯价值3美元的冰激凌，踌躇满志地看着孩子一点、一点吃着，许亚男说：“以前我看不见这些，现在我觉得这是人间的至美，他妈妈一个月的收入只有30多美元，这杯冰激凌是十分之一啊，爱是不用说出来的。”
在古巴期间，行李简单的许亚男去买了一次衣服，她一个人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她没告诉任何人她的衣服是在当地花了600美元买的：“我说不出口。哈瓦那最好的外科医生，年薪是这么多。我不想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但我也不想让他们感觉心里的不适。嘲笑贫穷是卑劣的，而不快乐、不厚道和贫穷比起来是更贫穷。”
然后，偶然的，在危楼多见的老哈瓦那，许亚男遇见了英俊的Santos。“他教我跳舞。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那是完全释放自我的舞蹈，是无关财富、未来而只充分享受当下的舞蹈，爱自己的身体，爱此时此刻，一寸、一寸地感受细密的欢乐。我忽然明白了我以往缺少的东西，我找到了。”遇见Santos之后，许亚男常常情不自禁地跳舞，所有曾经认识她、如今又见到她的人，都说跳舞的她比以往任何一个她都更开心。
一个人的命运会在另一个人身上演绎，28岁的Santos让许亚男回头眺望到岁月深处那个21岁的自己，Santos说：“去哪里都好，我要离开古巴去看外面的世界。”而许亚男在这一刻想起了荒置的EchoBookCafe，她想让Salsa那种直抵快乐本质、直达灵魂的热情与奔放，充满她的小书房。她想让更多的人认识这种神奇的舞蹈，学会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
1月16日中午，Santos坐在小书房曾经做餐桌用的大木头长桌边上，吃完了他人生的第一顿“肯德基”，他的表情里都是满意。问他对许亚男的感觉，他用西班牙语表达了“可靠、热烈、任性”这样的意思，许亚男微笑着表示感谢。“他是我的一个新的梦想。但他无法理解从一个梦想到另一个梦想之间的桥梁绝对不是任性。”那是什么呢？许亚男想了一会儿，才找到一个词：“淬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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